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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把脈：股市、樓市、匯市…風往哪邊吹
原標題：10位經濟大咖把脈中國經濟新方位 股市、樓市、匯市…風往哪邊吹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運行平穩向好，剛剛閉幕的黨的十九大也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做出重大形勢判斷和戰略部署，如何準確理解十九大報告中透露出的經濟發展趨勢和政策信號？中國下一個十年的經濟發展藍海在哪裡，隨之而來的投資機會有哪些？未來股市、樓市、匯市走向何方？這些經濟大環境的變遷都將影響著每位老百姓(603883,診股)的個人際遇，成為瞭我們的關切。
近日，證券時報專傢委員會2017年中國資本市場秋季論壇在北京舉行，來自產學研各界的十餘名專傢就十九大後中國經濟發展趨勢和改革方向發表真知灼見。證券時報社社長兼總編輯何偉出席會議並在致辭時表示，剛剛閉幕的十九大，做出瞭重大理論創新、重要形勢判斷和重大戰略部署，為未來幾十年的發展繪制瞭宏偉藍圖。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
與會專傢認為，當前我國經濟正處於新舊動能轉換期，要開啟新一輪高質量的經濟增長需要進一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特別是下一步要在補短板這一“加法”方面著重發力，支持傳統產業改造，鼓勵新動能成長。為此，要繼續簡政放權、深化國企改革、加快財稅體制改革、推進資本市場和外匯市場改革等，進而激發市場活力，助力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
證券時報記者在此梳理與會專傢的精彩發言要點，為讀者呈現最翔實準確的中國經濟走向全掃描：
馬曉河：中國經濟徘徊在新周期的起點上
國傢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副院長、研究員、博導馬曉河表示，今後幾年，中國要實現中國夢第一個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推進經濟健康成長有四個問題要考慮：
第一個，在穩定投資增長中怎麼能讓民間投資漲上來。
第二個，在擴大有效需求中怎麼能讓居民消費漲上來。
第三個，在新舊動能轉換中怎麼能讓新興產業漲上來。
最後一個，是在穩中向好中怎麼能讓金融風險降下來。
他認為，2003年以來，中國完成瞭一個典型的中周期，即“朱格拉周期”，從2003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的第一季度，從9.1%到14.9%再到6.2%。第二個周期是從2009年第一季度到2010年的第一季度，從6.2%上到12.2%，然後從12.2%通過29個季度，穩定在6.7-6.9%。這種運行完成瞭很典型的兩個基欽周期，構成瞭一個“朱格拉”中周期。所以，穩是從2012年以後才開始的。
目前，按照季度考察，有季度統計以來“穩”的時間最長的一段就是這段時間，可以考察以前的數據，前十幾年的數字沒有這麼穩的，2012年到現在連續5年時間實現瞭穩。
不過，馬曉河同時表示，經濟運行在完成瞭一個增長周期後，經濟增長正在醞釀一個新周期，但是當前由於各種因素，中國經濟仍然徘徊在新周期的起點上。歷來的原有周期完成以後下個新周期就馬上到來，為什麼這次時間這麼長還沒來？因為我們正處於新舊動能轉換期，過去我們從低收入階段向中上收入階段過渡就一種動力，投資拉動，出口導向，勞動密集型生產，現在靠這種方式不行瞭。必須尋找新動力。
“明年，有利於經濟增長的因素是，十九大帶來瞭利好消息，政府換屆也有紅利，我國市場空間仍有較大空間，新動能成長還在進行時，改革紅利還將繼續釋放。但是這種有利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國供求格局，供求兩側結構性矛盾仍然會繼續存在，主要矛盾在供給側方面。”馬曉河稱。
所謂供給側方面的矛盾，在馬曉河看來，具體表現在實體經濟的營商環境沒有發生根本改變。目前的狀況是新難以代舊，民難以補國，小難以扶大，虛難以替實。新經濟成長快，但基數小，補不瞭舊經濟。民營經濟難以補充國有經濟，小微企業難以扶持大企業，虛擬經濟難以替補實體經濟。
因此，他認為，下一步宏觀政策的要點是宏觀調控目標，在需求方面，對投資要控規模，調結構，提效率，對消費要挖潛力，擴規模，促升級；對供給方面主要是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動力，重點是逐步從做減法轉向做加法，支持傳統產業改造，鼓勵新動能成長。為此，財政政策要適當積極，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向民生傾斜，向新動能成長傾斜；貨幣政策要求穩，既要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也要防止系統性金融風險。具體政策應繼續簡政放權、降稅減費、國企改革、支持創新。三去一降一補會繼續，新動能會繼續支持培育。
潘建成：工業品價格上漲是把雙刃劍，謹防去產能決心動搖
自2016年四季度經濟增速由三季度的6.7%溫和回升至6.8%以來，中國經濟終止瞭多年來的持續下行態勢。今年前三季度增速為6.9%，結果好於預期。
受經濟回暖的鼓舞，社會的經濟信心均明顯上升。中國企業傢調查系統最新調查顯示，其年度企業景氣指數達到2011年以來的最高點，尤其是企業傢認為當前宏觀經濟環境處於“正常”狀態（也就是既不冷也不熱的狀態）的比重為有該項調查以來十幾年裡的歷史最高點。
國傢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認為，社會經濟信心的回升，與改革不斷深化促進宏觀環境的改善有關。比如關於企業融資狀況，認為目前資金“緊張”的企業傢占36.9%，為近五年來最低。但與此同時，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本輪經濟景氣的回升與工業品價格的較快上漲有關。
“事實上，對企業來說，價格對利潤的影響關聯巨大。今年前三季度工業品價格同比上漲6.9%，帶動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幅達到22.8%的高增長，而且這是在去年全年增長8.5%的基礎上實現的高增長，這也是為什麼今年以來企業景氣指數回升幅度明顯高於經濟增速回升幅度的原因。” 潘建成說。
不過，他認為，工業品價格變動對於企業景氣的影響，事實上是一把雙刃劍，在促進企業景氣上升的同時，會帶來以下幾個方面的不利影響：
一是作為上遊產業的生產資料價格上漲較快，會對下遊產業形成成本上升的壓力。據中國企業傢調查系統調查，在問及“企業發展面臨的最主要困難”時，今年40.4%選擇瞭“能源原材料成本上升”，比去年高出近25個百分點。而且，上遊產業價格上漲對下遊產業的成本傳導具有滯後性，一定程度上意味著下遊產業未來一個時期成本壓力仍將不斷加大。
二是動搖去產能的決心。本輪工業品價格上漲，一方面是對過去連續長達54個月同比下跌的一次恢復，另一方面也與去產能、取締地條鋼、環保督查等舉措有關，並不意味著需求的上升。
“近一段時期以來，由於工業品價格上漲較快，一些地方、一些行業的去產能決心產生瞭動搖，一些僵屍企業又有瞭活下去的希望，甚至有擴產能的沖動，這極可能導致粗放模式回歸。”潘建成說。
他認為，十九大將未來三年三大攻堅任務的第一項列為化解重大風險，而堅定不移化解風險，意味著對房地產市場膨脹和基礎設施投資過快增長的有效控制，意味著相關聯的產業需求趨於減弱。也就是說，對相關產業尤其是目前價格上漲較快的資源密集型產業的供求格局出現誤判，可能會造成未來產業的巨幅波動。
三是短期價格過快上漲可能會增加投機性庫存囤積需求，加劇未來價格波動可能性。工業品價格，尤其是一些上遊資源型產品價格，具有一定的投資、投機屬性，據有關專傢估計，近期部分有色金屬產品的社會庫存已創歷史最高水平，不排除受這些投機因素影響。
潘建成認為，從未來趨勢看，2017年三季度工業企業訂貨景氣指數處於2013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表明短期市場需求依然較大，對工業品價格形成一定的支撐作用。應緊緊抓住這一時間窗口，進一步明確十九大提出的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增長轉變的方向，加大企業創新力度，積極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尤其是資源密集型產業的產業結構升級，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的增長目標。
特別是對地方政府來說，他認為，當前的一項重要任務，也是要進一步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堅決擯棄過去的粗放發展模式。
“目前仍然有很多地區尤其是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在大搞工業園區開發，甚至每個縣都要搞工業園區，如果措施不對，極易造成粗放模式的回歸，應該圍繞主體功能區定位因地制宜發展經濟，不是所有的地區都適合園區開發。”潘建成說。
李迅雷：2018年中國經濟增速料穩中趨緩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傢、研究所所長李迅雷認為，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嶄新的提法就是要解決當前及今後的核心問題，“不平衡”是居民收入不平衡、城鄉差距、地區之間的差距；“不充分”是供給和需求之間匹配不充分，這也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iphone使用教學要原因。
同時，按照十九大報告提出的經濟增長模式，就要從經濟發展的高速度變為經濟的高質量，目前，中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因此，2018年經濟改革和經濟轉型所帶來的機遇非常明顯，特別是國企改革、金融去杠桿和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將給明年中國經濟轉型帶來多重機遇。
不過，李迅雷也強調，明年中國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不容低估。從“三駕馬車“來看，投資增速或將進一步回落，原因在於：
第一，基建投資持續五年維持15%以上的高增長，體量越來越大，恐難以持續；
第二、盡管房地產投資增速仍然維持高位，但隨著銷量增速的回落，2018年房地產投資增速回落將不可避免，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會減小；
第三、制造業投資增速與民間投資的關聯度較大，這些年來，民間投資意願不足現象非常突出，故2018年制造業投資增速仍將維持中低水平。
從消費來看，它與居民收入水平的變化有較大相關性。隨著中國步入中高收入水平國傢，收入增速放緩也是大勢所趨，所以，消費增速趨緩也不可避免，估計2018年將維持於9-10%。此外，由於2016年以來居民收入結構出現瞭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速偏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速偏低的問題，會影響消費結構，需要引起重視。
從出口來看，2018年的出口增速或會低於2017年，一是基數原因，2017年出口增速較高；二是由於勞動力成本上升，海外直接投資（FDI）增速下降，影響到加工貿易的增量。
綜上所述，李迅雷預計，2018年中國經濟增速可能會“穩中趨緩”，GDP增速估計為6.5%左右。他表示，中國目前已是全球制造業規模最大的國傢，新興產業的崛起也勢不可擋，但新舊動能轉換需要時間，尤其是新興產業增速雖高，但在經濟中的占比較小，需要有一個發展壯大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處理好經濟轉型、經濟減速與就業壓力之間的關系尤為重要。
高培勇：未來三年房地產稅和個人所得稅的改革進程或會加快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表示，根據十九大報告對財稅體制改革提出的部署安排，預計下一步我國的財稅體制改革進程會加快，且財稅改革是有時間點的，現代財政制度應該在2020年能夠建立雛形。而稅收制度改革是財稅體制改革的一個重點，可以預期，房地產稅和個人所得稅的改革進程在未來三年可能會加快。
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快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建立全面規范透明、標準科學、約束有力的預算制度，全面實施績效管理。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稅體系。”
高培勇表示，如果把它與四年前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部署做比較，發生瞭以下三個層面變化：
第一是加瞭一個前綴，也即在起始的位置增加瞭“加快”；
第二是排序變瞭。十九大報告中把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改革從之前的第三位直接提到瞭第一位，而預算改革、稅收制度改革則順推排在瞭第二和第三；
第三是每項改革都點明瞭重點推進的內容。比如說，央地財政關系改革提出“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這是在四年前沒有的提法。預算制度去掉瞭“公開”兩個字，加上瞭“標準科學、約束有力……全面實施績效管理”。到稅收制度改革，報告提出“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稅體系。”
高培勇認為，上述三方面的變化是對前四年以來財稅體制改革進程做瞭比較系統的評估，評估之後，知道它的難點、重點應該在哪裡。比如稅收制度改革，其意圖不是總量改革，而是結構優化。結構優化的目標是走向公平、走向正義，這肯定要求直接稅比重要上升，具體來說是個人所得稅改革和房地產稅開征的問題。
因此，高培勇表示，往前看，財稅改革是有時間點的，按照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的要求，現代財政制度應該到2020年能夠建立雛形。瞄準2020年，在今後三年時間之內，從總體上可作出以下判斷：
一是財稅體制改革進程肯定要加快。十九大之後不可能延續前四年的改革歷程，很多事情已經到瞭時間節點，財稅改革作為重點工程和基礎工程肯定要走在前面，要加快。
二是財稅體制改革的理念思想戰略肯定會有大的調整。如果固守以往的理念思想戰略做這個事情，肯定是走不動，也走不通，即使勉強走瞭也會打折扣，所以肯定會變化。
針對改革的具體舉措，高培勇認為主要有三個重點方面：
第一，央地財政關系會重點推進，而且方向很明確，就是“權責明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圍繞這三個方面會把央地財政關系擺到相對以往更加優先的位置；
第二，預算改革當前更加強調“標準科學、約束有力”的問題。起碼應該建立四個預算管理標準、四本預算監督和約束標準，關鍵是“全面績效管理”。
第三，稅收制度改革，既然重點放在健全地方稅體系上，仔細分析一下，能夠進入到地方體系的稅種，顯然第一是房地產稅，第二就是個人所得稅改革。由此可以預期，這兩個方面的改革進程，也有可能加快。
陳道富：提高金融價格發現的準確性和效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陳道富認為，金融要更好地服務於實體經濟，就是要順暢實體-金融循環，關鍵是要提高金融價格發現的準確性和效率。資源配置是影響金融服務實體效率的主要方面，金融在特定資源配置要求下的實施效率則是影響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的重要方面，因此，金融也需要供給側改革來提高其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
陳道富認為，在經濟轉型的關鍵戰略期，我國金融發展迅速，深刻轉型，但也出現瞭變異和亂象。從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不合意角度，當前金融體系存在信用高速擴張、信用投放的集中化和影子化，以及金融系統出現短期化、泡沫化和劣幣驅逐良幣等現象。
針對上述問題導致的金融脫實向虛，在他看來，有金融發展的成果，有經濟、金融轉型的反映，也有我國制度選擇的必然，是金融運行中實際遵循的標準和適應這種標準優勝劣汰的結果。如果僅僅是用行政手段使金融“脫虛向實”，不但缺乏現實基礎，當前的實體經濟接納不瞭如此龐大的金融資源，資產荒和資產泡沫就已顯示出某種無奈，而且可能再次扭曲，造成新的產能過剩、僵屍企業等。
因此，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關鍵是要改變造成這種結果的體制機制，營造適宜的生態，讓金融和實體經濟各歸其位，尋找新動能重新平衡兩者力量。具體來說，就是在隱性擔保和剛性兌付、政府管理和幹預以及金融供給側改革方面著手解決。
在隱性擔保和剛性兌付方面，陳道富認為，當金融機構提供隱性擔保和剛性兌付，那麼這種行為已不是投資者自負盈虧的直接融資行為，而是帶有間接融資特性的市場行為。為此，政府隻要保證參與者限於有專業辨別能力的投資者（合格投資者），並要求提供隱性擔保和剛性兌付的機構有必要的資本、專業人員和制度就可以瞭。
如果提供隱性擔保和剛性兌付的機構並非完全的市場機構，如政府或銀行等帶有國傢安全網的金融機構，那麼隱性擔保和剛性兌付就變成瞭準財政問題，涉及政府行為的管理。這種情況下，要麼打破剛性兌付，改變市場對隱性擔保的預期，回歸正常的市場關系；要麼承認提供隱性擔保和剛性兌付，但加強對政府財力和行為的管理，使得擔保得到合理規范且有財力保證。總之，需加強政府隱性擔保管理，防止國傢安全網被濫用，產生道德風險。
針對政府管理和幹預問題，為減少實體經濟信號扭曲引致資源錯配，有必要認真審視政府對經濟信號的調整，減少非必要幹預，如降低匯率制度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和經濟運行的制約；區分財政和金融功能，政策性金融業務，應有嚴格的制度安排，盡量減少財政性要求對金融行為帶來的扭曲。
此外，金融也需要進行供給側改革，具體措施包括以下四方面：
一是完善宏觀調控框架、目標和手段。當前可考慮進一步加強並完善MPA等宏觀審慎管理體系；修改M2等傳統貨幣指標，將貨幣市場基金尤其是具有支付功能的餘額寶、財付通等納入M2統計並繳納流動性準備；適當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替換高額的公開市場操作餘額（各種借貸便利）等。
二是改善基礎設施和金融監管。完善金融基礎設施，如非標資產的登記、確權，建立有效和完備的征信和支付系統等，發展與市場相容的統一的監管理念和有差異的監管技術等。
三是強化反洗錢等制度，為金融“無因”交易創造條件，集中清算和托管、破產隔離和“無因交易”原則等金融制度安排，為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供瞭重要的制度保證，除非必要，需為金融發展提供一個相對獨立的價格發現、風險分擔的環境。
四是推動經濟轉型，提高政策和制度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當前改革和宏觀政策成為影響市場波動的主要因素。過度強調保密和解決當前問題，不利於預期管理和時間上的公平，不利於增量知識的有效擴散，不利於宏觀意圖的實現，也降低瞭價格發現的準確性。平衡好決策的保密性和改革方向、主要措施的市場溝通，是降低改革成本、提高金融效率的重要方面。
范劍平：防范化解系統性風險要嚴把貨幣供應閘門
國傢信息中心研究員范劍平對此認為，高質量增長作為主動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首先要嚴把貨幣供應閘門，排除各方面對貨幣政策決策的幹擾，堅持貨幣政策獨立性。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著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
范劍平則認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從經濟發展的國際經驗看，當一個國傢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中等偏上收入階段，往往結束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如果不切實際地繼續盲目追求過高的增長速度，運用貨幣放水、信貸增速加快的金融加杠桿的辦法，雖然可能短期有效推高經濟增長速度，但經濟增長質量下降，出現一批僵屍企業，資產價格虛高，房地產出現泡沫。這種經濟發展路徑下，貨幣政策調控有再高的技藝也無濟於事，最終會積累越來越多的金融風險隱患，甚至守不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高杠桿是宏觀金融脆弱性的總根源，在實體部門體現為過度負債，在金融領域體現為信用過快擴張。2015年年中的股市異常波動，以及一些城市出現房地產價格泡沫化，就與場外配資、債券結構化嵌套和房地產信貸過快發展等加杠桿行為直接相關。”范劍平說。
因此，范劍平呼籲，用高質量增長作為主動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首先要嚴把貨幣供應閘門，排除各方面對貨幣政策決策的幹擾，堅持貨幣政策獨立性。貨幣政策主要針對整體經濟和總量問題，保持經濟穩定增長和物價水平基本穩定，把好貨幣供應總閘門，在處理僵屍企業過程中必然會有方方面面的壓力，貨幣政策必須要頂住壓力才能完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此外，范劍平表示，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大約在2027年超過14%，從而進入地地道道的老齡社會，在2027年前中國仍然具備中速增長的潛力，如果這個中速增長的質量較高，化解過去積累的不良資產的能力較強，更好的利用股權融資來降低杠桿率，引導資金真正投資到科技創新能力較強的企業，我國的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金融支持得到保證，中國在新時代的經濟將以優質的中速增長繼續引領全球。
邵健：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將為資本市場提供豐富機會
嘉實基金董事總經理、首席投資官邵健認為，從黨的十九大報告看，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有望成為供給側改革中補短板工作的核心內容。資本市場向來是實體經濟的助推器，未來中國的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的補短板可望與資本市場形成良性互動。一方面資本市場在助力產業轉型升級、扶貧脫困和生態環境改善方面正在逐漸發揮積極作用，另一方面補短板帶來的產業機遇也為資本市場提供瞭豐富的總量和結構性機會。
邵健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是“三去一降一補”，從具體內容來看，“三去一降”是為經濟做減法，“補短板”是為經濟做加法；從執行順序上來看，“去產能”居首而“補短板”收尾的格局意味著中央執行供給側改革的重點是先做“減法”，後做“加法”。
經過兩年的改革，“減法”部分均取得瞭明顯成果：以鋼鐵煤炭為代表的傳統經濟部門產能結構大幅優化、以地產為代表的下遊需求部門庫存顯著去化、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上升勢頭得到一定遏制、上市公司毛利中稅負支出占比在營改增等措施作用下持續下滑。“整體而言隨著‘減法’部分的改革行至中後段，下一階段的工作重心或將更多向‘加法’部分即‘補短板’方面傾斜。”邵健說。
邵健表示，圍繞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對“不平衡不充分”領域的描述，同時參考十三五規劃中與“補短板”有直接關聯的重點項目和重點工程，可以歸納出以下四個補短板的重要領域：即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領域、民生領域、生態領域以及國傢安全領域等四個方向。其中，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有望成為供給側改革中補短板工作的核心內容。
資本市場向來是實體經濟的晴雨表，同時也是實體經濟的助推器，邵健認為，未來中國的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的補短板有望與資本市場形成良性互動，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資本市場對先進制造業領域的產業升級助力明顯，未來資本市場將在以下幾個方面對制造業升級提供重要支持：
（1）充分發揮股權融資作用，支持成熟制造業企業在主板上市，推進高技術制造業企業、先進制造業企業在中小創和新三板上市；
（2）促進創業投資持續健康發展，鼓勵種子基金等各類創業投資基金、天使投資人等創業投資主體加大對種子期、初創期創新型制造業企業的支持力度；
（3）支持制造業企業發行債券融資，支持制造業企業發行公司債、企業債、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永續票據、定向工具等直接融資工具；
（4）支持制造業領域資產證券化，鼓勵發行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大力推進高端技術裝備、智能制造裝備、節能及新能源裝備等制造業融資租賃債權資產證券化，以更好服務企業技術升級改造。
其次，站在投資者的角度，補短板的順利推進和實施必將極大地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並帶來總量和結構性的機會。一方面，補短板政策的不斷出臺有望提升市場資源配置效率，引導社會資金流向相關領域，產業升級發展理念的轉變有望提升整體市場的投資熱情；另一方面，這些代表不同先進制造業和產業升級方向、遍及萌芽期/成長期/成熟期企業的引入，將極大豐富資本市場上市公司的種類和質地，從而滿足不同風格偏好的資金的投資需求；
最後，產業升級必將帶來巨大投資機會：建議重點關註符合制造業進口替代和技術升級兩大方向的產業及龍頭公司，同時積極關註半導體、新材料、下一代互聯網與網絡安全、人工智能、生命技術、新能源、軍工、以及消費升級等發展方向。
王傢春：過去十年全球牛市分三大陣營
全球大部分股市上一個大頂形成於2007年10月。從2007年10月底到2017年10月底，剛好10年過去瞭。回首10年間的全球股市，中國保險行業協會首席長期利率專傢、原中國人保資產首席經濟學傢王傢春表示，比較堅挺的股市可以粗略分為三個陣營：
一是宏觀基本面很糟，靠肆意印鈔支撐起來的“奇葩”牛市，如委內瑞拉、阿根廷、土耳其等國；
二是沒有加入歐元體系、宏觀基本面相對穩健的北歐國傢，如丹麥、瑞典、挪威，其股市累計漲幅分別高達107%、55%、50%；
三是“超低利率”和第四次科技革命“雙輪驅動”的牛市，美國、德國和日本股市屬於此類。
王傢春表示，各國股市強弱與宏觀基本面好壞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在某些央行印鈔不受約束的國傢，甚至出現瞭宏觀基本面很糟但股市很牛的“奇葩”局面。以阿根廷和委內瑞拉來說，過去10年間，阿根廷的經濟增長率由9%下降到3%以下，委內瑞拉則由8.8%下降到-18.6%；兩國CPI的累計升幅分別高達136.5%和6864.5%；外匯儲備分別下降瞭16.8%和70%，其貨幣對美元的貶值幅度則分別高達461%和363%。但同期它們的股市分別錄得大約11倍、17469倍的驚人漲幅。
對於美股未來的趨勢，王傢春持看多觀點。他表示，回顧1990年代“新經濟泡沫”在2000年3月登上的那個大頂。那時，標普500指數的P/E為28.9倍，P/B為5倍，分別比今天高出33%和56%；而且，那時的十年期國債利率為6%，比今天高出152%。在基本面角度，1990年代以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蓬勃發展為代表的“新經濟”，就其“革命”的深度與廣度而言，未必比得上眼下這一輪如火如荼的“第四次科技革命”。
因此，參考歷史經驗，從基本面、估值水平等層面觀察，傾向於認為標普500指數的牛市遠遠沒有走完。如果把特朗普減稅方案在國會通過的可能性及其將會給美國企業帶來的盈利提升效應、特朗普擴張性財稅政策對美國政府赤字與債務的負面影響以及因此而強化的美國政府“低利率需求”、特朗普更換聯儲主席後對聯儲貨幣政策取向影響力的提升等因素也考慮在內，那麼美股長線上升潛力就更值得樂觀。
概括而言，前述過去10年間全球“三類牛市”並存的格局，未來仍將存在；美國、日本和德國等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充當“領頭羊”的國傢，其股市在“科技革命”和“超低利率”兩大因素的支撐下，牛市仍將續演，直至未來某時形成下一個泡沫大頂；由於債務體系已經嚴重“龐氏化”的國傢非常之多，未來還有更多的國傢在內外貨幣政策上步委內瑞拉和阿根廷的後塵，進而導致更多的“奇葩”牛市。
管濤：本輪人民幣升值並未對我國出口增長形成拖累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管濤表示，今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止跌回升，尤其是6月份以後加速升值，被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對我國出口增長形成拖累。然而，基於可獲得的數據和事實的分析表明，人民幣升值對於我國出口行業的影響主要不是國際競爭力的沖擊，而是財務管理能力的挑戰。
“迄今為止，沒有有力的證據顯示，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即便中國的出口市場份額持續下降，也隻是延續瞭2016年以來的發展趨勢，很難講是短期匯率升值所致。”管濤說。
管濤表示，理論上講，影響出口競爭力的是人民幣兌主要貿易夥伴貨幣的多邊匯率（又稱籃子貨幣、匯率指數或有效匯率）。今年人民幣匯率指數保持瞭基本穩定，主要是因為今年國際市場上美元指數（USDX）大幅回調，前9個月累計跌幅為9.1%。所以，今年兌美元升值的不僅僅是人民幣，還有其他很多貨幣。
不僅如此，大多數實證分析的結果顯示，中國的出口對外需敏感而對匯率不敏感，即國際經濟形勢好、外需強勁時，中國出口好，而中國出口不好時，通常是國際經濟形勢差、外需疲軟的時候。
因此，管濤認為，一方面，如果中國出口競爭力受到匯率升值的影響，也是前期人民幣長期升值造成的趨勢性影響，與短期匯率走勢相關性較低；另一方面，三季度中國的出口增速回落是在全球貿易增速回落的背景下發生的，其實當季中國出口的表現應該好於全球的平均水平；此外，不排除今年全年中國的出口市場份額反超上年，因為2016年全年較當年上半年就高出6.1個百分點。
值得註意的是，鑒於人民幣匯率指數保持瞭基本穩定，人民幣升值對競爭力的沖擊有限，而主要是對財務管理的沖擊。
“一些企業去年底出口時基於市場極度看空人民幣，出口收付的美元通常不結匯，而是以美元外匯存款的形式持有。但今年人民幣兌美元止跌回升，前三季度累計升瞭近5%，而出口利潤率通常是3%-4%。顯然，當時沒有賣出美元的企業遭受瞭匯兌損失。”管濤說。
管濤認為，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止跌回升改變瞭“8.11”匯改以來持續一年多年時間的單邊下跌走勢，重新進入雙向波動時代，這又是一次生動的匯率風險教育，教訓彌足珍貴。人民幣匯率走向清潔浮動是大勢所趨，企業應該逐漸培養和提高適應匯率雙向波動的能力，樹立正確的金融風險意識，專註主業，管理好貨幣敞口風險，不要用市場判斷替代市場操作。與此同時，政府在繼續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退出外匯市場常態幹預的同時，應該加快外匯市場培育，增加交易主體、放寬交易限制、豐富交易產品，給予國內企業正確的激勵和約束，支持引導企業更為便利和高效地管理匯率風險。
賈康：“守正出奇”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傢賈康認為，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在實現現代化的改革攻堅克難瓶頸期、現代化關鍵的沖關期，在目標導向與問題導向結合之下，著力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供給體系質量效率的提高，化解“社會矛盾和問題交織疊加”的潛在威脅——也就是要面對制度結構、產業結構、區域結構、收入分配結構、人文生態結構等等方面的風險因素、不平衡的因素，及時、有效地來加以克服。
“我們別無選擇，必須以制度創新為龍頭，打開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的巨大潛力空間，形成動力體系和供給體系轉型升級的系統工程式創新，即以全要素生產率形成動力體系再造。”賈康說。
賈康進一步解釋，全要素生產率不是指對所有供給側要素等量齊觀，強調的是傳統要素支撐力下滑過程中間，怎樣使科技和制度這兩個供給側要素的巨大潛力得到發揮的問題，這是為支撐我們能夠在“追趕-趕超”的現代化道路上繼續實現超常規發展，所必須抓住主要的供給側關鍵要素。
在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方面，他認為，現代化經濟體系有一個傳承。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瞭“六十條”改革舉措，最核心、最濃縮的認識是提出瞭現代國傢治理，即“國傢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現代化經濟體系，一定要堅持現代治理這一最濃縮的核心概念。
“‘六十條’後面跟著反復強調的現代市場體系，十九大進一步擴展為整個經濟體系概念，但基調仍然是市場發揮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的體系，同時還要求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這就必然要進一步引到非常復雜、具有挑戰性的應於供給側掌握的新認識框架，即探討怎麼樣‘守正出奇’。”賈康說。
在他看來，“守正”是說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要遵循、順應、乃至敬畏市場力量和市場規律，但“出奇”是說我們不可能簡單照搬其他市場經濟體的經驗和我們以前探索市場經濟的初步經驗，而必須在創新開拓中尋求出奇制勝。“我們可以最簡潔地強調‘有效市場’後面要加上‘有為和有限’的政府，即政府怎麼樣施行理性的、成功的供給管理”。
賈康表示，推進現代化必須強調理性供給管理，供給側不應是一般泛泛而說的供給管理，傳統體制下高度集中命令經濟可歸為一種非理性的供給管理，比如企業建個廁所這種細節問題都需要領導機關批。經濟體系如講內涵，要處理一系列結構、機制優化問題，包括實體經濟和金融之間怎麼樣更好處理結合互動的關系等。總之，談論經濟體系，如果以為是到經濟為止，是不可能的，實際上這是個系統工程，即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是怎樣對接整個配套改革的攻堅克難和全面配套改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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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把脈：股市、樓市、匯市…風往哪邊吹
原標題：10位經濟大咖把脈中國經濟新方位 股市、樓市、匯市…風往哪邊吹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運行平穩向好，剛剛閉幕的黨的十九大也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做出重大形勢判斷和戰略部署，如何準確理解十九大報告中透露出的經濟發展趨勢和政策信號？中國下一個十年的經濟發展藍海在哪裡，隨之而來的投資機會有哪些？未來股市、樓市、匯市走向何方？這些經濟大環境的變遷都將影響著每位老百姓(603883,診股)的個人際遇，成為瞭我們的關切。
近日，證券時報專傢委員會2017年中國資本市場秋季論壇在北京舉行，來自產學研各界的十餘名專傢就十九大後中國經濟發展趨勢和改革方向發表真知灼見。證券時報社社長兼總編輯何偉出席會議並在致辭時表示，剛剛閉幕的十九大，做出瞭重大理論創新、重要形勢判斷和重大戰略部署，為未來幾十年的發展繪制瞭宏偉藍圖。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
與會專傢認為，當前我國經濟正處於新舊動能轉換期，要開啟新一輪高質量的經濟增長需要進一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特別是下一步要在補短板這一“加法”方面著重發力，支持傳統產業改造，鼓勵新動能成長。為此，要繼續簡政放權、深化國企改革、加快財稅體制改革、推進資本市場和外匯市場改革等，進而激發市場活力，助力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
證券時報記者在此梳理與會專傢的精彩發言要點，為讀者呈現最翔實準確的中國經濟走向全掃描：
馬曉河：中國經濟徘徊在新周期的起點上
國傢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副院長、研究員、博導馬曉河表示，今後幾年，中國要實現中國夢第一個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推進經濟健康成長有四個問題要考慮：
第一個，在穩定投資增長中怎麼能讓民間投資漲上來。
第二個，在擴大有效需求中怎麼能讓居民消費漲上來。
第三個，在新舊動能轉換中怎麼能讓新興產業漲上來。
最後一個，是在穩中向好中怎麼能讓金融風險降下來。
他認為，2003年以來，中國完成瞭一個典型的中周期，即“朱格拉周期”，從2003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的第一季度，從9.1%到14.9%再到6.2%。第二個周期是從2009年第一季度到2010年的第一季度，從6.2%上到12.2%，然後從12.2%通過29個季度，穩定在6.7-6.9%。這種運行完成瞭很典型的兩個基欽周期，構成瞭一個“朱格拉”中周期。所以，穩是從2012年以後才開始的。
目前，按照季度考察，有季度統計以來“穩”的時間最長的一段就是這段時間，可以考察以前的數據，前十幾年的數字沒有這麼穩的，2012年到現在連續5年時間實現瞭穩。
不過，馬曉河同時表示，經濟運行在完成瞭一個增長周期後，經濟增長正在醞釀一個新周期，但是當前由於各種因素，中國經濟仍然徘徊在新周期的起點上。歷來的原有周期完成以後下個新周期就馬上到來，為什麼這次時間這麼長還沒來？因為我們正處於新舊動能轉換期，過去我們從低收入階段向中上收入階段過渡就一種動力，投資拉動，出口導向，勞動密集型生產，現在靠這種方式不行瞭。必須尋找新動力。
“明年，有利於經濟增長的因素是，十九大帶來瞭利好消息，政府換屆也有紅利，我國市場空間仍有較大空間，新動能成長還在進行時，改革紅利還將繼續釋放。但是這種有利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國供求格局，供求兩側結構性矛盾仍然會繼續存在，主要矛盾在供給側方面。”馬曉河稱。
所謂供給側方面的矛盾，在馬曉河看來，具體表現在實體經濟的營商環境沒有發生根本改變。目前的狀況是新難以代舊，民難以補國，小難以扶大，虛難以替實。新經濟成長快，但基數小，補不瞭舊經濟。民營經濟難以補充國有經濟，小微企業難以扶持大企業，虛擬經濟難以替補實體經濟。
因此，他認為，下一步宏觀政策的要點是宏觀調控目標，在需求方面，對投資要控規模，調結構，提效率，對消費要挖潛力，擴規模，促升級；對供給方面主要是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動力，重點是逐步從做減法轉向做加法，支持傳統產業改造，鼓勵新動能成長。為此，財政政策要適當積極，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向民生傾斜，向新動能成長傾斜；貨幣政策要求穩，既要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也要防止系統性金融風險。具體政策應繼續簡政放權、降稅減費、國企改革、支持創新。三去一降一補會繼續，新動能會繼續支持培育。
潘建成：工業品價格上漲是把雙刃劍，謹防去產能決心動搖
自2016年四季度經濟增速由三季度的6.7%溫和回升至6.8%以來，中國經濟終止瞭多年來的持續下行態勢。今年前三季度增速為6.9%，結果好於預期。
受經濟回暖的鼓舞，社會的經濟信心均明顯上升。中國企業傢調查系統最新調查顯示，其年度企業景氣指數達到2011年以來的最高點，尤其是企業傢認為當前宏觀經濟環境處於“正常”狀態（也就是既不冷也不熱的狀態）的比重為有該項調查以來十幾年裡的歷史最高點。
國傢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認為，社會經濟信心的回升，與改革不斷深化促進宏觀環境的改善有關。比如關於企業融資狀況，認為目前資金“緊張”的企業傢占36.9%，為近五年來最低。但與此同時，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本輪經濟景氣的回升與工業品價格的較快上漲有關。
“事實上，對企業來說，價格對利潤的影響關聯巨大。今年前三季度工業品價格同比上漲6.9%，帶動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幅達到22.8%的高增長，而且這是在去年全年增長8.5%的基礎上實現的高增長，這也是為什麼今年以來企業景氣指數回升幅度明顯高於經濟增速回升幅度的原因。” 潘建成說。
不過，他認為，工業品價格變動對於企業景氣的影響，事實上是一把雙刃劍，在促進企業景氣上升的同時，會帶來以下幾個方面的不利影響：
一是作為上遊產業的生產資料價格上漲較快，會對下遊產業形成成本上升的壓力。據中國企業傢調查系統調查，在問及“企業發展面臨的最主要困難”時，今年40.4%選擇瞭“能源原材料成本上升”，比去年高出近25個百分點。而且，上遊產業價格上漲對下遊產業的成本傳導具有滯後性，一定程度上意味著下遊產業未來一個時期成本壓力仍將不斷加大。
二是動搖去產能的決心。本輪工業品價格上漲，一方面是對過去連續長達54個月同比下跌的一次恢復，另一方面也與去產能、取締地條鋼、環保督查等舉措有關，並不意味著需求的上升。
“近一段時期以來，由於工業品價格上漲較快，一些地方、一些行業的去產能決心產生瞭動搖，一些僵屍企業又有瞭活下去的希望，甚至有擴產能的沖動，這極可能導致粗放模式回歸。”潘建成說。
他認為，十九大將未來三年三大攻堅任務的第一項列為化解重大風險，而堅定不移化解風險，意味著對房地產市場膨脹和基礎設施投資過快增長的有效控制，意味著相關聯的產業需求趨於減弱。也就是說，對相關產業尤其是目前價格上漲較快的資源密集型產業的供求格局出現誤判，可能會造成未來產業的巨幅波動。
三是短期價格過快上漲可能會增加投機性庫存囤積需求，加劇未來價格波動可能性。工業品價格，尤其是一些上遊資源型產品價格，具有一定的投資、投機屬性，據有關專傢估計，近期部分有色金屬產品的社會庫存已創歷史最高水平，不排除受這些投機因素影響。
潘建成認為，從未來趨勢看，2017年三季度工業企業訂貨景氣指數處於2013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表明短期市場需求依然較大，對工業品價格形成一定的支撐作用。應緊緊抓住這一時間窗口，進一步明確十九大提出的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增長轉變的方向，加大企業創新力度，積極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尤其是資源密集型產業的產業結構升級，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的增長目標。
特別是對地方政府來說，他認為，當前的一項重要任務，也是要進一步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堅決擯棄過去的粗放發展模式。
“目前仍然有很多地區尤其是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在大搞工業園區開發，甚至每個縣都要搞工業園區，如果措施不對，極易造成粗放模式的回歸，應該圍繞主體功能區定位因地制宜發展經濟，不是所有的地區都適合園區開發。”潘建成說。
李迅雷：2018年中國經濟增速料穩中趨緩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傢、研究所所長李迅雷認為，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嶄新的提法就是要解決當前及今後的核心問題，“不平衡”是居民收入不平衡、城鄉差距、地區之間的差距；“不充分”是供給和需求之間匹配不充分，這也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iphone使用教學要原因。
同時，按照十九大報告提出的經濟增長模式，就要從經濟發展的高速度變為經濟的高質量，目前，中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因此，2018年經濟改革和經濟轉型所帶來的機遇非常明顯，特別是國企改革、金融去杠桿和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將給明年中國經濟轉型帶來多重機遇。
不過，李迅雷也強調，明年中國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不容低估。從“三駕馬車“來看，投資增速或將進一步回落，原因在於：
第一，基建投資持續五年維持15%以上的高增長，體量越來越大，恐難以持續；
第二、盡管房地產投資增速仍然維持高位，但隨著銷量增速的回落，2018年房地產投資增速回落將不可避免，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會減小；
第三、制造業投資增速與民間投資的關聯度較大，這些年來，民間投資意願不足現象非常突出，故2018年制造業投資增速仍將維持中低水平。
從消費來看，它與居民收入水平的變化有較大相關性。隨著中國步入中高收入水平國傢，收入增速放緩也是大勢所趨，所以，消費增速趨緩也不可避免，估計2018年將維持於9-10%。此外，由於2016年以來居民收入結構出現瞭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速偏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速偏低的問題，會影響消費結構，需要引起重視。
從出口來看，2018年的出口增速或會低於2017年，一是基數原因，2017年出口增速較高；二是由於勞動力成本上升，海外直接投資（FDI）增速下降，影響到加工貿易的增量。
綜上所述，李迅雷預計，2018年中國經濟增速可能會“穩中趨緩”，GDP增速估計為6.5%左右。他表示，中國目前已是全球制造業規模最大的國傢，新興產業的崛起也勢不可擋，但新舊動能轉換需要時間，尤其是新興產業增速雖高，但在經濟中的占比較小，需要有一個發展壯大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處理好經濟轉型、經濟減速與就業壓力之間的關系尤為重要。
高培勇：未來三年房地產稅和個人所得稅的改革進程或會加快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表示，根據十九大報告對財稅體制改革提出的部署安排，預計下一步我國的財稅體制改革進程會加快，且財稅改革是有時間點的，現代財政制度應該在2020年能夠建立雛形。而稅收制度改革是財稅體制改革的一個重點，可以預期，房地產稅和個人所得稅的改革進程在未來三年可能會加快。
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快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建立全面規范透明、標準科學、約束有力的預算制度，全面實施績效管理。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稅體系。”
高培勇表示，如果把它與四年前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部署做比較，發生瞭以下三個層面變化：
第一是加瞭一個前綴，也即在起始的位置增加瞭“加快”；
第二是排序變瞭。十九大報告中把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改革從之前的第三位直接提到瞭第一位，而預算改革、稅收制度改革則順推排在瞭第二和第三；
第三是每項改革都點明瞭重點推進的內容。比如說，央地財政關系改革提出“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這是在四年前沒有的提法。預算制度去掉瞭“公開”兩個字，加上瞭“標準科學、約束有力……全面實施績效管理”。到稅收制度改革，報告提出“深化稅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稅體系。”
高培勇認為，上述三方面的變化是對前四年以來財稅體制改革進程做瞭比較系統的評估，評估之後，知道它的難點、重點應該在哪裡。比如稅收制度改革，其意圖不是總量改革，而是結構優化。結構優化的目標是走向公平、走向正義，這肯定要求直接稅比重要上升，具體來說是個人所得稅改革和房地產稅開征的問題。
因此，高培勇表示，往前看，財稅改革是有時間點的，按照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的要求，現代財政制度應該到2020年能夠建立雛形。瞄準2020年，在今後三年時間之內，從總體上可作出以下判斷：
一是財稅體制改革進程肯定要加快。十九大之後不可能延續前四年的改革歷程，很多事情已經到瞭時間節點，財稅改革作為重點工程和基礎工程肯定要走在前面，要加快。
二是財稅體制改革的理念思想戰略肯定會有大的調整。如果固守以往的理念思想戰略做這個事情，肯定是走不動，也走不通，即使勉強走瞭也會打折扣，所以肯定會變化。
針對改革的具體舉措，高培勇認為主要有三個重點方面：
第一，央地財政關系會重點推進，而且方向很明確，就是“權責明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圍繞這三個方面會把央地財政關系擺到相對以往更加優先的位置；
第二，預算改革當前更加強調“標準科學、約束有力”的問題。起碼應該建立四個預算管理標準、四本預算監督和約束標準，關鍵是“全面績效管理”。
第三，稅收制度改革，既然重點放在健全地方稅體系上，仔細分析一下，能夠進入到地方體系的稅種，顯然第一是房地產稅，第二就是個人所得稅改革。由此可以預期，這兩個方面的改革進程，也有可能加快。
陳道富：提高金融價格發現的準確性和效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陳道富認為，金融要更好地服務於實體經濟，就是要順暢實體-金融循環，關鍵是要提高金融價格發現的準確性和效率。資源配置是影響金融服務實體效率的主要方面，金融在特定資源配置要求下的實施效率則是影響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的重要方面，因此，金融也需要供給側改革來提高其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
陳道富認為，在經濟轉型的關鍵戰略期，我國金融發展迅速，深刻轉型，但也出現瞭變異和亂象。從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不合意角度，當前金融體系存在信用高速擴張、信用投放的集中化和影子化，以及金融系統出現短期化、泡沫化和劣幣驅逐良幣等現象。
針對上述問題導致的金融脫實向虛，在他看來，有金融發展的成果，有經濟、金融轉型的反映，也有我國制度選擇的必然，是金融運行中實際遵循的標準和適應這種標準優勝劣汰的結果。如果僅僅是用行政手段使金融“脫虛向實”，不但缺乏現實基礎，當前的實體經濟接納不瞭如此龐大的金融資源，資產荒和資產泡沫就已顯示出某種無奈，而且可能再次扭曲，造成新的產能過剩、僵屍企業等。
因此，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關鍵是要改變造成這種結果的體制機制，營造適宜的生態，讓金融和實體經濟各歸其位，尋找新動能重新平衡兩者力量。具體來說，就是在隱性擔保和剛性兌付、政府管理和幹預以及金融供給側改革方面著手解決。
在隱性擔保和剛性兌付方面，陳道富認為，當金融機構提供隱性擔保和剛性兌付，那麼這種行為已不是投資者自負盈虧的直接融資行為，而是帶有間接融資特性的市場行為。為此，政府隻要保證參與者限於有專業辨別能力的投資者（合格投資者），並要求提供隱性擔保和剛性兌付的機構有必要的資本、專業人員和制度就可以瞭。
如果提供隱性擔保和剛性兌付的機構並非完全的市場機構，如政府或銀行等帶有國傢安全網的金融機構，那麼隱性擔保和剛性兌付就變成瞭準財政問題，涉及政府行為的管理。這種情況下，要麼打破剛性兌付，改變市場對隱性擔保的預期，回歸正常的市場關系；要麼承認提供隱性擔保和剛性兌付，但加強對政府財力和行為的管理，使得擔保得到合理規范且有財力保證。總之，需加強政府隱性擔保管理，防止國傢安全網被濫用，產生道德風險。
針對政府管理和幹預問題，為減少實體經濟信號扭曲引致資源錯配，有必要認真審視政府對經濟信號的調整，減少非必要幹預，如降低匯率制度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和經濟運行的制約；區分財政和金融功能，政策性金融業務，應有嚴格的制度安排，盡量減少財政性要求對金融行為帶來的扭曲。
此外，金融也需要進行供給側改革，具體措施包括以下四方面：
一是完善宏觀調控框架、目標和手段。當前可考慮進一步加強並完善MPA等宏觀審慎管理體系；修改M2等傳統貨幣指標，將貨幣市場基金尤其是具有支付功能的餘額寶、財付通等納入M2統計並繳納流動性準備；適當降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替換高額的公開市場操作餘額（各種借貸便利）等。
二是改善基礎設施和金融監管。完善金融基礎設施，如非標資產的登記、確權，建立有效和完備的征信和支付系統等，發展與市場相容的統一的監管理念和有差異的監管技術等。
三是強化反洗錢等制度，為金融“無因”交易創造條件，集中清算和托管、破產隔離和“無因交易”原則等金融制度安排，為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供瞭重要的制度保證，除非必要，需為金融發展提供一個相對獨立的價格發現、風險分擔的環境。
四是推動經濟轉型，提高政策和制度的穩定性和可預期性。當前改革和宏觀政策成為影響市場波動的主要因素。過度強調保密和解決當前問題，不利於預期管理和時間上的公平，不利於增量知識的有效擴散，不利於宏觀意圖的實現，也降低瞭價格發現的準確性。平衡好決策的保密性和改革方向、主要措施的市場溝通，是降低改革成本、提高金融效率的重要方面。
范劍平：防范化解系統性風險要嚴把貨幣供應閘門
國傢信息中心研究員范劍平對此認為，高質量增長作為主動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首先要嚴把貨幣供應閘門，排除各方面對貨幣政策決策的幹擾，堅持貨幣政策獨立性。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著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
范劍平則認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從經濟發展的國際經驗看，當一個國傢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中等偏上收入階段，往往結束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如果不切實際地繼續盲目追求過高的增長速度，運用貨幣放水、信貸增速加快的金融加杠桿的辦法，雖然可能短期有效推高經濟增長速度，但經濟增長質量下降，出現一批僵屍企業，資產價格虛高，房地產出現泡沫。這種經濟發展路徑下，貨幣政策調控有再高的技藝也無濟於事，最終會積累越來越多的金融風險隱患，甚至守不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高杠桿是宏觀金融脆弱性的總根源，在實體部門體現為過度負債，在金融領域體現為信用過快擴張。2015年年中的股市異常波動，以及一些城市出現房地產價格泡沫化，就與場外配資、債券結構化嵌套和房地產信貸過快發展等加杠桿行為直接相關。”范劍平說。
因此，范劍平呼籲，用高質量增長作為主動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首先要嚴把貨幣供應閘門，排除各方面對貨幣政策決策的幹擾，堅持貨幣政策獨立性。貨幣政策主要針對整體經濟和總量問題，保持經濟穩定增長和物價水平基本穩定，把好貨幣供應總閘門，在處理僵屍企業過程中必然會有方方面面的壓力，貨幣政策必須要頂住壓力才能完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此外，范劍平表示，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大約在2027年超過14%，從而進入地地道道的老齡社會，在2027年前中國仍然具備中速增長的潛力，如果這個中速增長的質量較高，化解過去積累的不良資產的能力較強，更好的利用股權融資來降低杠桿率，引導資金真正投資到科技創新能力較強的企業，我國的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金融支持得到保證，中國在新時代的經濟將以優質的中速增長繼續引領全球。
邵健：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將為資本市場提供豐富機會
嘉實基金董事總經理、首席投資官邵健認為，從黨的十九大報告看，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有望成為供給側改革中補短板工作的核心內容。資本市場向來是實體經濟的助推器，未來中國的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的補短板可望與資本市場形成良性互動。一方面資本市場在助力產業轉型升級、扶貧脫困和生態環境改善方面正在逐漸發揮積極作用，另一方面補短板帶來的產業機遇也為資本市場提供瞭豐富的總量和結構性機會。
邵健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是“三去一降一補”，從具體內容來看，“三去一降”是為經濟做減法，“補短板”是為經濟做加法；從執行順序上來看，“去產能”居首而“補短板”收尾的格局意味著中央執行供給側改革的重點是先做“減法”，後做“加法”。
經過兩年的改革，“減法”部分均取得瞭明顯成果：以鋼鐵煤炭為代表的傳統經濟部門產能結構大幅優化、以地產為代表的下遊需求部門庫存顯著去化、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上升勢頭得到一定遏制、上市公司毛利中稅負支出占比在營改增等措施作用下持續下滑。“整體而言隨著‘減法’部分的改革行至中後段，下一階段的工作重心或將更多向‘加法’部分即‘補短板’方面傾斜。”邵健說。
邵健表示，圍繞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對“不平衡不充分”領域的描述，同時參考十三五規劃中與“補短板”有直接關聯的重點項目和重點工程，可以歸納出以下四個補短板的重要領域：即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領域、民生領域、生態領域以及國傢安全領域等四個方向。其中，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有望成為供給側改革中補短板工作的核心內容。
資本市場向來是實體經濟的晴雨表，同時也是實體經濟的助推器，邵健認為，未來中國的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的補短板有望與資本市場形成良性互動，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資本市場對先進制造業領域的產業升級助力明顯，未來資本市場將在以下幾個方面對制造業升級提供重要支持：
（1）充分發揮股權融資作用，支持成熟制造業企業在主板上市，推進高技術制造業企業、先進制造業企業在中小創和新三板上市；
（2）促進創業投資持續健康發展，鼓勵種子基金等各類創業投資基金、天使投資人等創業投資主體加大對種子期、初創期創新型制造業企業的支持力度；
（3）支持制造業企業發行債券融資，支持制造業企業發行公司債、企業債、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永續票據、定向工具等直接融資工具；
（4）支持制造業領域資產證券化，鼓勵發行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大力推進高端技術裝備、智能制造裝備、節能及新能源裝備等制造業融資租賃債權資產證券化，以更好服務企業技術升級改造。
其次，站在投資者的角度，補短板的順利推進和實施必將極大地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並帶來總量和結構性的機會。一方面，補短板政策的不斷出臺有望提升市場資源配置效率，引導社會資金流向相關領域，產業升級發展理念的轉變有望提升整體市場的投資熱情；另一方面，這些代表不同先進制造業和產業升級方向、遍及萌芽期/成長期/成熟期企業的引入，將極大豐富資本市場上市公司的種類和質地，從而滿足不同風格偏好的資金的投資需求；
最後，產業升級必將帶來巨大投資機會：建議重點關註符合制造業進口替代和技術升級兩大方向的產業及龍頭公司，同時積極關註半導體、新材料、下一代互聯網與網絡安全、人工智能、生命技術、新能源、軍工、以及消費升級等發展方向。
王傢春：過去十年全球牛市分三大陣營
全球大部分股市上一個大頂形成於2007年10月。從2007年10月底到2017年10月底，剛好10年過去瞭。回首10年間的全球股市，中國保險行業協會首席長期利率專傢、原中國人保資產首席經濟學傢王傢春表示，比較堅挺的股市可以粗略分為三個陣營：
一是宏觀基本面很糟，靠肆意印鈔支撐起來的“奇葩”牛市，如委內瑞拉、阿根廷、土耳其等國；
二是沒有加入歐元體系、宏觀基本面相對穩健的北歐國傢，如丹麥、瑞典、挪威，其股市累計漲幅分別高達107%、55%、50%；
三是“超低利率”和第四次科技革命“雙輪驅動”的牛市，美國、德國和日本股市屬於此類。
王傢春表示，各國股市強弱與宏觀基本面好壞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在某些央行印鈔不受約束的國傢，甚至出現瞭宏觀基本面很糟但股市很牛的“奇葩”局面。以阿根廷和委內瑞拉來說，過去10年間，阿根廷的經濟增長率由9%下降到3%以下，委內瑞拉則由8.8%下降到-18.6%；兩國CPI的累計升幅分別高達136.5%和6864.5%；外匯儲備分別下降瞭16.8%和70%，其貨幣對美元的貶值幅度則分別高達461%和363%。但同期它們的股市分別錄得大約11倍、17469倍的驚人漲幅。
對於美股未來的趨勢，王傢春持看多觀點。他表示，回顧1990年代“新經濟泡沫”在2000年3月登上的那個大頂。那時，標普500指數的P/E為28.9倍，P/B為5倍，分別比今天高出33%和56%；而且，那時的十年期國債利率為6%，比今天高出152%。在基本面角度，1990年代以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蓬勃發展為代表的“新經濟”，就其“革命”的深度與廣度而言，未必比得上眼下這一輪如火如荼的“第四次科技革命”。
因此，參考歷史經驗，從基本面、估值水平等層面觀察，傾向於認為標普500指數的牛市遠遠沒有走完。如果把特朗普減稅方案在國會通過的可能性及其將會給美國企業帶來的盈利提升效應、特朗普擴張性財稅政策對美國政府赤字與債務的負面影響以及因此而強化的美國政府“低利率需求”、特朗普更換聯儲主席後對聯儲貨幣政策取向影響力的提升等因素也考慮在內，那麼美股長線上升潛力就更值得樂觀。
概括而言，前述過去10年間全球“三類牛市”並存的格局，未來仍將存在；美國、日本和德國等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充當“領頭羊”的國傢，其股市在“科技革命”和“超低利率”兩大因素的支撐下，牛市仍將續演，直至未來某時形成下一個泡沫大頂；由於債務體系已經嚴重“龐氏化”的國傢非常之多，未來還有更多的國傢在內外貨幣政策上步委內瑞拉和阿根廷的後塵，進而導致更多的“奇葩”牛市。
管濤：本輪人民幣升值並未對我國出口增長形成拖累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管濤表示，今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止跌回升，尤其是6月份以後加速升值，被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對我國出口增長形成拖累。然而，基於可獲得的數據和事實的分析表明，人民幣升值對於我國出口行業的影響主要不是國際競爭力的沖擊，而是財務管理能力的挑戰。
“迄今為止，沒有有力的證據顯示，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即便中國的出口市場份額持續下降，也隻是延續瞭2016年以來的發展趨勢，很難講是短期匯率升值所致。”管濤說。
管濤表示，理論上講，影響出口競爭力的是人民幣兌主要貿易夥伴貨幣的多邊匯率（又稱籃子貨幣、匯率指數或有效匯率）。今年人民幣匯率指數保持瞭基本穩定，主要是因為今年國際市場上美元指數（USDX）大幅回調，前9個月累計跌幅為9.1%。所以，今年兌美元升值的不僅僅是人民幣，還有其他很多貨幣。
不僅如此，大多數實證分析的結果顯示，中國的出口對外需敏感而對匯率不敏感，即國際經濟形勢好、外需強勁時，中國出口好，而中國出口不好時，通常是國際經濟形勢差、外需疲軟的時候。
因此，管濤認為，一方面，如果中國出口競爭力受到匯率升值的影響，也是前期人民幣長期升值造成的趨勢性影響，與短期匯率走勢相關性較低；另一方面，三季度中國的出口增速回落是在全球貿易增速回落的背景下發生的，其實當季中國出口的表現應該好於全球的平均水平；此外，不排除今年全年中國的出口市場份額反超上年，因為2016年全年較當年上半年就高出6.1個百分點。
值得註意的是，鑒於人民幣匯率指數保持瞭基本穩定，人民幣升值對競爭力的沖擊有限，而主要是對財務管理的沖擊。
“一些企業去年底出口時基於市場極度看空人民幣，出口收付的美元通常不結匯，而是以美元外匯存款的形式持有。但今年人民幣兌美元止跌回升，前三季度累計升瞭近5%，而出口利潤率通常是3%-4%。顯然，當時沒有賣出美元的企業遭受瞭匯兌損失。”管濤說。
管濤認為，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止跌回升改變瞭“8.11”匯改以來持續一年多年時間的單邊下跌走勢，重新進入雙向波動時代，這又是一次生動的匯率風險教育，教訓彌足珍貴。人民幣匯率走向清潔浮動是大勢所趨，企業應該逐漸培養和提高適應匯率雙向波動的能力，樹立正確的金融風險意識，專註主業，管理好貨幣敞口風險，不要用市場判斷替代市場操作。與此同時，政府在繼續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退出外匯市場常態幹預的同時，應該加快外匯市場培育，增加交易主體、放寬交易限制、豐富交易產品，給予國內企業正確的激勵和約束，支持引導企業更為便利和高效地管理匯率風險。
賈康：“守正出奇”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傢賈康認為，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在實現現代化的改革攻堅克難瓶頸期、現代化關鍵的沖關期，在目標導向與問題導向結合之下，著力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供給體系質量效率的提高，化解“社會矛盾和問題交織疊加”的潛在威脅——也就是要面對制度結構、產業結構、區域結構、收入分配結構、人文生態結構等等方面的風險因素、不平衡的因素，及時、有效地來加以克服。
“我們別無選擇，必須以制度創新為龍頭，打開科技創新、管理創新的巨大潛力空間，形成動力體系和供給體系轉型升級的系統工程式創新，即以全要素生產率形成動力體系再造。”賈康說。
賈康進一步解釋，全要素生產率不是指對所有供給側要素等量齊觀，強調的是傳統要素支撐力下滑過程中間，怎樣使科技和制度這兩個供給側要素的巨大潛力得到發揮的問題，這是為支撐我們能夠在“追趕-趕超”的現代化道路上繼續實現超常規發展，所必須抓住主要的供給側關鍵要素。
在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方面，他認為，現代化經濟體系有一個傳承。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瞭“六十條”改革舉措，最核心、最濃縮的認識是提出瞭現代國傢治理，即“國傢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現代化經濟體系，一定要堅持現代治理這一最濃縮的核心概念。
“‘六十條’後面跟著反復強調的現代市場體系，十九大進一步擴展為整個經濟體系概念，但基調仍然是市場發揮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的體系，同時還要求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這就必然要進一步引到非常復雜、具有挑戰性的應於供給側掌握的新認識框架，即探討怎麼樣‘守正出奇’。”賈康說。
在他看來，“守正”是說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要遵循、順應、乃至敬畏市場力量和市場規律，但“出奇”是說我們不可能簡單照搬其他市場經濟體的經驗和我們以前探索市場經濟的初步經驗，而必須在創新開拓中尋求出奇制勝。“我們可以最簡潔地強調‘有效市場’後面要加上‘有為和有限’的政府，即政府怎麼樣施行理性的、成功的供給管理”。
賈康表示，推進現代化必須強調理性供給管理，供給側不應是一般泛泛而說的供給管理，傳統體制下高度集中命令經濟可歸為一種非理性的供給管理，比如企業建個廁所這種細節問題都需要領導機關批。經濟體系如講內涵，要處理一系列結構、機制優化問題，包括實體經濟和金融之間怎麼樣更好處理結合互動的關系等。總之，談論經濟體系，如果以為是到經濟為止，是不可能的，實際上這是個系統工程，即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是怎樣對接整個配套改革的攻堅克難和全面配套改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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